被遗忘的香山慈幼院
其实，至少每一个到香山观赏红叶的人，都应该记住香山慈幼院以及它的创办者熊希龄。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1920年到1949年间，香山专属一所学校。这里的学生主要是孤贫儿童，他们在香山学习生活，直至长大成人。
这是香山自1183年(金朝)成为风景名胜以来，破天荒的事情。在此之前，这里是专供王公贵族、达官贵人赏玩的私家园林。
翻阅那时的历史，还会发现，在当时，这所学校“为世所公认，称颂之声，遍于环宇”。
这所学校就是香山慈幼院(以下简称香慈)，由熊希龄创办并亲任首任院长，今年是它建院90周年。
从总理到院长
人称“熊凤凰”的熊希龄，少年时被称为“湖南神童”，24岁中进士，成为晚清翰林。早期参与维新，辛亥之后主张立宪。1913年，他出任民国国务总理，成立了拥有梁启超、张謇等人的“名流内阁”，一年未到黯然辞职。从此心灰意冷，远离政界。
如果不是1917年京畿、直隶的一场大水，熊希龄的“退隐”生活可能会延续更久。
据报载，那场大水让京畿一带瞬间成为泽国，灾民逾500万人。
当时，熊希龄正好“隐居”在天津，他天津的寓所被河水吞没。身为灾民的熊希龄通过财政总长梁启超和外交总长汪大燮，向当局极力主张筹款，赈济灾区的饥民。国会讨论的结果是，如果他出来主持赈灾，此事才可议。
本不愿“复出”的熊希龄深知赈灾时不可待，“勉为其难”接受。
主持赈灾，熊希龄得以真正了解贫民社会的疾苦。后来。他在一次演讲中说自从办了赈灾，亲自下去查勘，才知道百姓疾苦。自己以前在政界根本没为百姓办实事，内心充满愧疚和罪恶感。
良知和赎罪心理，使得熊希龄对官场看得更清也更淡。
赈灾中，他看到不少灾民，因为缺衣少食，无法生存，把自己的儿女抛弃甚至标价出卖；有些父母带着儿女投河自尽或全家自杀，忍不住悲叹：“可怜这些孩子，他生下来并无罪恶，为何遭此惨累呢？”
他决定成立慈幼局，专门收容受灾儿童。熊希龄设想，五个月后，待水灾平定之后，就可以把这些收容来的孩子送回家。然而，水灾平定之后，有200多名孩子无人认领。
熊希龄请求北京的各慈善机关收养，都因“容不下”为由被拒绝。办慈幼局租来的房屋没法长租。他不得不考虑另建一个永久的机构，收养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他看中了有大片空地的香山，便请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与管辖香山的前清皇室内务府商量。
成立慈幼院，专收孤贫儿童来养教，其实，并不是熊希龄于心不忍的偶然之举。
熊希龄一直重视教育。从政前就当过老师，后又和谭嗣同一块办过时务学堂。当总理时颁布的《大政方针》宣言，就提出教育是“立国大本”。
长期以来，熊希龄最不能接受的还是教育的不平等。当时，各类学校，无论公立、私立，学费大都十分昂贵，贫苦子弟等于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熊希龄认为这种现状持续下去，国家将永无和平的希望，大乱随时可能发生。因此，他决心适应当时迫切的需要，对孤贫儿童实施免费的良好的教育，用他的话说是，“俾无产阶级子弟与有产者享受同等教育之机会”。
因赈灾成效显著，1918年，大总统黎元洪特颁“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早已淡泊名利的他没有接受。但这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他在香山办慈幼院的计划被批准。
1920年10月3日，熊希龄利用官款补助和水灾民捐余额建立的香慈，正式开院，他是首任院长。1932年，他把自己全部家产共计大洋27.5万余元、白银6.2万两捐给了慈幼院。
“世间无此家庭大”
曾经担任过北大附中校长和东城区教育局局长的毛美华，是熊希龄最后一任妻子毛彦文的侄女。
最让她感慨的是，1937年12月去世的熊希龄，至今还被他的学生们深深怀念着。每年5月17日，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学生们就会齐聚香山脚下的熊希龄墓园，纪念熊希龄归葬。
1992年5月17日，就是这些老校友的代表，亲自到香港把熊希龄的骨灰捧回北京，归葬香山。
每年的7月7日是香慈特有的回家节，老校友们又会聚会香山白云亭，怀念母校。
1994年，第一次海峡两岸高中校长会举行的时候，毛美华得以前往台湾拜见自己素未谋面的姑姑毛彦文。熊希龄去世后，他新婚刚三年的妻子毛彦文接任慈幼院的院长，一直到1949年离开大陆。
毛美华发现，姑姑家有两间专门为香慈毕业的学生准备的客房，因为总会有散居海外各地的香慈毕业的学生去看望她。回家节，大家便回到她家来过节。
事实上，校友们无法忘怀学校的特色家庭式教育，慈幼院就是永远的家。
72岁的张世林小时候家住复兴门，父亲去世后，家里陷入困境。1947年，他被香慈收养，直到1951年参军去文工团。
张世林在香慈的家叫“苏宅”，是个四合院，有宿舍，还有学习、活动室等，院里的空地上则种着花草树木。
张世林到的时候，已有二十多个年龄不一的同学，互相之间兄弟姐妹相称。还有一位女老师照顾大家的生活起居。苏宅就是以老师的姓命名的。她是个和蔼的年轻姑娘，但张世林听大家都叫她“苏娘”。
苏娘很能干，平时就像母亲一样负责管理和教导大家。苏娘似乎懂得很多，不但教会大家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自理自立的生活技能，还教孩子们怎么友好相处。空时还辅导孩子们的功课。孩子们生病什么的，她还能做出些简单的治疗。
张世林向苏娘学会了做饭炒菜，也学会了缝纫、做针线活、织毛衣等。不但是他，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学到了这些。在苏宅学到的这些家政本领，也让他受用一生。
除了苏宅，还有王宅、李宅等其他四个宅院，都是以管理宅院的女老师的姓命名。张世林记得，还有一个苏宅，因为那位苏娘比他们的小，所以大家习惯称那个为小苏宅。
张世林后来才知道，家庭教育是香慈特有的教育，比1949年奥地利出现的首个国际SOS儿童村早了15年。抗战爆发后，暂时被取消，他们这时候的家庭部是毛彦文院长1947年重新恢复的。
熊希龄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曾说“家庭教育实造人才之基础”，开院时，他就说全院是个大家庭，同学们以兄弟姐妹相称。慈幼院多为孤儿，他希望暖抚孤贫儿童的心，使他们能够切实享受到家庭之爱。就尝试“小家庭制”。
到了1933年，慈幼院的“小家庭制”成熟并付诸实施。先后建立了11个小家庭，每个家庭十多个孩子，基本由蒙养园和小学部的孩子组成。
1934年，熊希龄在香慈成立了家庭总部，自己在家庭总部设有住处，他经常邀请各宅的孩子们到他那里做客。
1935年，在毕业生们强烈的要求下，香慈举办第一届回家节，数百毕业学子归校探亲。熊希龄满怀喜悦，特赋诗：不觉光阴十五年，鸳行雁序各翩翩。世间无此家庭大，能有儿孙到四千……
为社会服务
曾担任过慈幼院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胡健，晚年回忆，他最怀念母校当时的办学方针和教育方针。
他记得，一开始，熊希龄院长对在香山办慈幼院想得并不多，和当时其他一些教会团体的想法相同，纯属慈善行为，主要是对孤贫儿童予以相当的养育，并教以谋生的技艺，使之能自立于社会。
开院一年以后，熊希龄感到以前那个教育宗旨不够全面完善，不能适应当时中华民族的国情，可能没法培养出适合社会的人才。
于是，他邀请蒋梦麟、胡适、李大钊、张伯苓等数十位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担任香慈评议会的评议员。出谋划策，一块帮助慈幼院办教育。
这还不够，1921年，熊希龄又与蔡元培等创办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并委托研究改进香慈的教育。胡适、陶行之等当时也是中华改进社的骨干。
1926年，新的教育宗旨确立：本院为救济孤贫儿童，施以发达身心之完善教养，以植立德智体群四育之基础，而能独立生计，适应社会需要，以养成健全爱国之国民宗旨。
香慈结合社会需要，也逐渐发展成具有一个总院和六个分校(院)的教育机构。慈幼院对学生进行的饮水思源、酬报社会、为社会服务的教育，让胡健印象尤深。他记得当时中国内战频繁，战争一爆发，慈幼院就会组织一些高年级的同学组成救护队，前往进行救护和救济难民、国民军人，甚至在日本东京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女校师生赶制和服300件及时捐助灾民。
刚刚去世的张继慈，是香慈建院的第一批学员，200多个京畿大水的孤儿中的一个。他一直在香慈生活学习到1938年从高级土木工程科毕业，走上社会就业自立，成为土木工程领域的高级工程师。
他也亲身体会到，自己在接受香慈的教育中，逐渐形成要回报社会的心愿和本领。他毕业的时候，曾经有个天津无子嗣的巨富想认他为子嗣，并将女儿和家产都奉送，张继慈不想自己天天唱着“好好图自立”的院歌学习18年，一天都没回报社会，就沦为寄生虫，没有答应。
张继慈记得在蒙养园，不但备受老师母亲般的呵护，还从老师那里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他们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学会写“国耻”两个字，而且还要知道什么是国耻，长大后要为国家做贡献，洗雪国耻。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就读中学的张继慈热烈响应院长的号召，报名参加编练义勇军，实施为期三个月的军训，准备一旦形势需要，就奔赴战场。
慈幼院从小学阶段就实行自治，这是慈幼院希望孩子们养成社会化习惯的举措。到了二校的小学部，张继慈发现，几乎学校所有的活动，校园风貌，都是由学生自己来开展和管理。在班级实行班级自治选举班长主持班务，在宿舍实行村户自治选举村长、户长主持生活自立，在图书馆成立管理委员会，在全校成立学生自治会……
1931年，政府因为内战，没有给香慈下发补助经费，香慈陷入困境。是十个男生自发组成步行请愿团，花三个月，走到南京，代表全院向当局请愿，使得香慈得以解困。
鉴于儿童本属孤贫，无家可归，离院走入社会，必须学会自立谋生的本领，因此在办学方法上，慈幼院特别讲求实用和收效，注重职业教育和生产教育。其所开设的农工实习各场，就是专供儿童从事生产教育实习之用的。无论当时的其他任何各校，在此一方面均无法与香慈媲美。
甚至在蒙养园阶段，老师们就有意识地带领孩子们去第四校的工场和果园、农场参观，还让他们在蒙养园学习栽种花草或其他植物，培养他们热爱劳动，为今后的生产劳动教育打下基础。张继慈记得熊院长说过，中国很大，是个农业国，要引导孩子们从小对发展农业感兴趣，中国才有希望。
193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科长戴应观到香慈视察。视察中，戴称慈幼院“这样伟大的规模和这样完美的组织，在中国教育界开了一个新纪元”，并说“这样的学校，在中国别的地方是不能再得到的，就是在全世界里，也不见得很多”。
搬离香山
每年香山举办红叶节的时候，82岁的王春宜就想看看有没有媒体提到熊希龄。不过，通常，他都会很失望。
王春宜是1930年代的香慈的学生，他的父亲王在湘曾是熊希龄办香慈的得力助手。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如果不是熊希龄，香山的红叶树(黄栌)远不是现在这么繁茂。
慈幼院建院前，香山经过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破坏，长期无人管理，几近衰败。慈幼院在香山建院后，香山一带的老人就说，香山园子幸亏有了慈幼院。
熊希龄把慈幼院定址在香山之后，不但制止了旗民对古树的乱砍滥伐，而且每年还有植树节，组织师生补植树木并加强管理。
1988年秋，一群香慈毕业的老校友相约回香山探旧，他们看到香慈的建筑大部分被拆除改建，记忆中校园里几乎随处可见熊希龄院长的亲笔题字几乎荡然无存。
目睹曾经那么熟悉的母校已经面目全非， 校友们很难过：“在教育事业上有过特殊贡献、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的香慈，难道不应该在香山留下几处遗址作为永久的纪念吗？”
熊希龄和香慈，似乎比肇始香山的香山寺更久远。
其实，香慈也不过是在1949年3月因为中共中央的入住，才搬离香山的。
王春宜1993年执笔主编了香慈的院史。他曾亲眼看到雷洁琼曾在一封写给校友会的信中提到，1948年12月，是党中央军代表以劳动大学的名义找香慈商谈借香山校舍办公。因为毛彦文已不在北平，副院长雷动与院董事会雷洁琼董事长商量后，同意了。
借的过程并没有任何正式文件，王春宜找到海淀区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在香山》中记载说，香慈为中共中央一共腾出了3000多间房。
这一借，就是永别。香慈之后又搬了一次家，最后定址在海淀区阜成路。
不过，在离开香山的时候，全体师生完全没有失落感，张世林回忆，当时说搬就搬了，大伙没什么留恋的，“你想啊，为党中央、新中国的成立，多大的光荣啊。”
虽然没有明文确认，事实上，党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对香慈是优待有加。香慈当时的老师，都以解放前参加革命论，后来享受离休待遇。搬离香山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还在中南海的西花厅设宴招待香慈的全体师生，表示感谢和慰问，并宣布，慈幼院的经费由国家办理。
最重要的是，为了慈幼院的长久发展，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在阜成门外的阜成路边划出100亩地，按照当时苏联最先进的学校建设规模和配备，给香慈建立了永久的校址。1954年，香慈搬到这里。
成为历史
如今，在海淀区阜成路上依然可以找到一所占地颇大的学校，不过，名为“北京市立新学校”，是目前海淀区唯一一所拥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学校。
“文革”让一切改变。1966年，香慈被诬蔑为“培养资产阶级的黑据点”，并被“造反派”接管。1973年1月，当权的“造反派”宣布，要破旧立新，用北京立新学校的名字取代香慈，沿用至今。如今，立新这两个字被重新解释为“常立常新”。
王春宜和老校友们一直不明白，且不论解放前，香慈践行的就是把孤贫儿童培养成爱国自立、长大之后回报社会的有用之才；解放后，香慈事实上已经是国家出资在办理，院长都是经北京市政府同意委派的，已经从以前的社会办学成为公办，怎么就成为“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安乐窝”了？
北京香慈校友会现任会长刘大保，1954年转入香慈读小学三年级，1960年毕业。这个时候的香慈，招收的学生逐渐转为国家干部、军队干部、民主人士、在边疆工作或出国人员的子女、以及烈士子女为主，多为自费，孤贫儿童逐年减少。
在刘大保的印象中，进香慈读书并不容易，需要北京市委批准，刘大保的母亲是北京市委的干部，才得以进校就读。香慈，在刘大保眼中，因为沿袭了一贯的优良传统，是所教育质量颇高、教育非常全面、社会声誉极佳的寄宿制学校。毕业的同学多数都能考上一流的高中。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香慈都是远近闻名、颇受尊重的一流学校。
香慈的校友这些年一直在呼吁恢复香慈的校名。王春宜很不解：“香慈一直就不‘旧’就不该被‘破’，事实证明被打倒就是‘文革’的历史错误。‘文革’都结束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能还历史本来面目呢，反而继续过去的错误呢？”
海淀区第十三届、十四届人大代表汤焦媛，并不是香慈的校友，但从事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她，得知香慈的历史和性质之后，深为国人早在八九十年前就创造了教育的奇迹而自豪，从2005年开始，连续六年都在海淀区人代会上提出恢复香山慈幼会的议案。不仅是恢复校名，而且是恢复慈善教育的办学性质、办学理念。
她说：“中国目前没有一家像香慈这样成功的慈善教育机构，这些年灾难颇多，孤贫儿童也非常多，恢复它更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明年，她打算继续提交这个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