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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纳米科技研究的刘教授多年前留学日本时，曾有过一段不适应期。

    到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办事，按照国内的惯例，他一开口就叫对方老师，却屡屡被同学纠正，“你为什么要叫他老师呢？他只是做服务的，不是老师，他不会干扰你的工作，也不会给你布置任务。”

    回到国内，刘教授更多的是需要记住一些与“这些服务者”打交道的规则，比如过了下班时间取不了实验样品，再着急也只能等到第二天；财务室每月报账有固定的日期，排队的人不少，而过了报销时间只有自己掏腰包垫上。

    更让他觉得滑稽的是科学家的汇报，比如参与某项基金，每到年终都要汇报，填完了的表也是编的，下一年该怎么做还是自己的事，“纯粹是形式，但也必须要做，而且这些做完可能压根儿没有人看。”

    “相对国外来说，国内科学家需要花大量时间做很多无用功。”刘教授回顾归国几年的科研道路，发现科研时间争夺战中自己屡屡败北，遗憾的是其中也找不到赢家。

    “别人都在跑，我不跑行吗”

    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这个评审不想要，下一个想要的就没有机会

    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彬彬教授说，现在的规则在于，各个机构来评价一个成果的时候，曾经争取过这些东西也是一个评价指标，这块蛋糕给不给你，取决于你是否曾经获得过那块蛋糕。所以，这些表格，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一个链就断了。所以大家都要铆足劲去争取，有时候就发动很多学生来填表。

    由此带来的恶性循环是，“这次的蛋糕不好吃，我不想要，但下次那个好吃的我也要不到。”

    王彬彬教授就知道一个惨痛的“教训”——

    华中地区一所著名高校中文系，因为之前对于一些评选不屑一顾，结果明明实力在全国高校中有目共睹，却在打分中被一家差距不小的高校超越，由此带来的则是国家拨款等各项资源调配也比这所学校差了，拨款经费、招生就业都因此受到影响。

    教授们的课题也只好“兼收并蓄”：一个项目也许就3万块钱，但是项目要结项、中期要填表，一样也不能少。因为这些表很重要，它的级别很高。

    王彬彬教授所在的南京大学成功概率高一些，一些名气稍逊的学校更可怜，填了一年的表，可能才有一两个成功了，“就像打兔子，放了很多枪，可能都没打中，失败了只好又到新的地方去守候。”

    让王彬彬教授羡慕的是，一些人摸透了填表中的“奥妙”，什么稀奇古怪的表都能填出来，还把表包装得很漂亮。

    南京大学前副校长董健教授还记得1979年自己评教授时的情景。

    当时，一群业内著名的专家打分，董健凭借4篇论文，评上了教授，而另一个老师拿出的作品是厚厚的4本书，却没评上。

    “当时看重的是含金量。”董健教授感慨，现在有了新的指挥棒，不可能有这个现象了。

    董健教授说，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评教授只要技术性的，不要精神性的：申报10个人，最后给4个名额。核心刊物、出版多少书，都折合成分数，按照排名计算，评委们变成陪衬，行政部门来计算分数就够了，“这4个人是不是最好的，却不能保证。”

    而今，即使董健教授自己的研究生，也在追求多发论文，早点毕业。